今天捡到十块钱! 没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了!

PS：今儿刘翔也歇菜了……

希望管理层能摆平这场危机，打赢这场金融战争。中国元早日代替美元，成为新一代霸主。

************************************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嘛，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了，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2006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就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

************************************

感叹男人： 
    有才华的长得丑，长得帅的挣钱少，挣钱多的不顾家，顾家的没出息，有出息的不浪漫，会浪漫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又窝囊。
    三十岁的男人正在学坏，抱着同一代唱着同样的爱；四十岁的男人已经学坏，抱着下一代唱着迟来的爱；五十岁的男人最坏，抱着第三代唱着糊涂的爱。
 
感叹女人： 
    漂亮的不下厨房，下厨房的不温柔，温柔的没主见，有主见的没女人味，有女人味的乱花钱，不乱花钱的不时尚，时尚的不放心，放心的没法看。
    做女人一定要经得起谎言、受得起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 

    老婆是电视，情人是手机；在家看电视，出门带手机；破财卖电视，发财换手机；偶尔看电视，整天玩手机；电视终身不收费，手机欠费就停机。

************************************ 

中午餐馆来了个怪叔叔，进来第一句话问：“周围有没有回民餐馆？”
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有。”
怪叔叔坐下，对服务员说：“给我弄个溜腰花，我是回民，让你们厨子不要放猪油，把锅刷干净。”
服务员原话转给厨师，厨师出来问了一句：“大哥，您要是猪腰子？”
怪叔叔说：“没错，你快点做！”
整个房间的人都狂晕！厨师跟我嘀咕了一句：“姐，跟你一样，假回民！”

从人心向背看苏共兴衰，前苏联巨变背后是惊人腐败

发布于：2008-08-15 16:58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光荣与梦想同在，辉煌与悲怆并存。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

1991年8月解散苏共，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了。后来查封苏共各级党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众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幸灾乐祸，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有人指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死亡。缪矣！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能行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幺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说到这幺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

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前苏联进行了强有力的渗入，这些外部压力始终只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即，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彻底失败的主因，应该是愚蠢而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无力继续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　　　　

事实上，戈氏的前任，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过政治、经济改革，意图惩治贪腐、提高效率。然而前苏联体制的“紧箍咒”摧毁了他们的努力。旧体制下的各种潜能全部用尽，问题不见解决反而却越积越多。到戈氏时，他在经济领域已无（革）可改。这才迅速转向了“政治改革”。因此，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说是那些死抱旧体制不放的前任们早就为苏联铺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说苏共垮台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人民冷漠不是人民无情，而是苏共蜕变咎由自取！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幺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_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幺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

前苏联的利益集团的经济状况给了官员一种动力去利用职位谋取个人利益，也给了其客户行贿的动机。因为僵化的制度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败十分普遍。相反，高层特权人物行使着最高权威，他们经常会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权威更改法律规定。下属人员无法通过诉诸法律来抵制上司的要求。这个制度不仅僵化，而且独断，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违法者。人们在腐败交易中串通一气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审理腐败案件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用来提高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借改革之名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_部的支持和庇护。据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还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烈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_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长达18年的家，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在任17年，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连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被放在了床底下。　　　　

勃列日涅夫还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国外小轿车中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勃列日涅夫还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77年他果然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4年间，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各地方当局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金银首饰、文物珠宝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会带上。到后来，地方官员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几年时间，丘尔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_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幺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讲：

1、理想权力化：

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幺好处，那幺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2、利益特权化：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3、公仆官僚化：

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幺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4、权力商品化：

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_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　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该书一出，中国如获至宝，立即全文翻译，作为反苏宣传的左证。　　　　　

同样是那个时候，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

如，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ＫＧＢ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

正像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此时的苏联，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和西方大量来往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　　

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有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苏共垮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高并有高级职称，经常去西方访问，马列主义只是口头上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淡薄。他们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在自己领导企业和农庄从事非法经营获取利润高达数十亿卢布。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这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丰满，可不费力利用权力掠取国有财富。国家法规不遵守，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同没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但根本原因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体制没向巴黎公社式民主化方向转变，反而形成高度集权的特权官僚制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机构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加深他们被欺骗感和失望感。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监督而走向腐败。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１１％，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８５％。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 "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ＧＤＰ１／３的规模，还作了"棉花事件"、"鱼子酱事件"和"飞机事件"等惊天大案；而案值高达８０多亿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牵头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丘尔巴诺夫不过是一名共青团干部，一旦成了总书记的女婿，不但当上了中将军衔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是这幺一些"宝贝"，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应该讲，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他说这句话为时已晚。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

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公共舆论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人高度赞扬了新闻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迁徙和旅行的自由。他们认为，健全体制的标志是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让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但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

韩乔生弃比赛而研究水立方的特性：“为什么世界纪录能在水立方不停地被打破？因为泳池的水好，经过净化的水不但可以浇水、洗衣服、洗地板，还可以三次利用去冲大街和建筑物。”女搭档马上纠正：“是因为水立方泳池比其它的深了0.5米，其它泳池是2.5米，水立方是3米。”韩乔生再度接口：“哦，深了5米。”

—————————————————-
7号球员夏普分球，传给了9号队员，9号队员也叫夏普，他们可能是兄弟。在足坛活跃着很多兄弟，比如荷兰的德波尔兄弟，爱尔兰的基恩兄弟。好球，这个球传给10号传得非常好。咦？10号怎么也叫夏普。可能是这样的，外国球员印在球衣上的只是姓，这些球员都姓夏普，就像韩国有很多球员都姓朴。漂亮，10号连过两名队员，破门得分，11号上前祝贺，11号是？夏普？（停顿好大一会）
对不起，观众朋友，夏普是印在球衣上赞助商的名字。
————————————————-

看完上面的关于夏普语录，我都笑抽了。

*************************************

[李方经]避免重走日本房市泡沫路

http://biz.163.com　2005-04-11 09:35:07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经过几套"组合拳"的出击，目前，高位房价有了松动的迹象，一些地区和城市的住宅成交均价开始下跌，有的地区下跌幅度不小。抑制虚高的楼市，首先是为了规避已经隐约可见的金融风险。否则，一旦爆发危机，则悔之无及。意识到房价虚高的危险，今年两会期间，呼吁打压房价是一个热门话题，前一阵央行提高房贷利率亦堪称晴雨表。
　　我们都知道，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极大，各种传言和预测也不一而足。人民币究竟升不升值，什么时候可能升值，升多少，都是摆在政府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此时，日本的前车之鉴自然是决策层所必须考虑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带动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形成泡沫，乃是日本经济多年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世纪70年代，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中央银行实行低贴现率等宽松的金融政策，居民住宅贷款额一路蹿升，由此刺激楼价上升，安居才能乐业的日本居民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住宅储蓄，同时引发土地抵押贷款迅速增长———高储蓄和高存贷比，成为日本投资主导型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因素。
　　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金融资产迅速膨胀，房地产价格与金融扩张形成恶性循环。1985年到1989年间，土地评估额达到GDP的2.5倍，银行贷款的128万亿日元增加额中，50％流向房地产业和非金融机构。从1986年起，日本资产价格经历了5年的持续上涨时期。1987年，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的年上升率甚至超过了76％的水平，堪称世界经济领域的奇观。但好景不长，随着日元下跌，1991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地价开始下降，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多年的萧条期，几十家金融机构倒闭，几千家企业破产，其深远影响至今难以准确估算。日本泡沫经济，与日本政府相关金融战略和政策抉择分不开，政府受大银行财团左右，为短期利益所惑，难以下决心抑制楼价。
　　殷鉴不远。可以直观地说，如果未来形成人民币值和房地产价格比翼齐飞的局面，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因此，未雨绸缪，与其到时候听任房价疯涨而束手无策，不如趁现在提早准备，动用政策手段，先给房市安上几道紧箍咒。当然，即便未来人民币不升值，政府抑制虚高房价也是深得民心之举。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住房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消费品，更是一项重要的民生产品。
　　由于房地产对于整体经济的关联度极高，抑制虚高楼市，并非仅仅为了打压房价，此中应该有更深远的目标。我们不妨将此视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晴雨表，它背后或许有应对未来人民币可能升值的种种考虑。
　　住房关系到民生，民生关系到稳定，所以，对虚高的楼市的抑制，决不应仅仅视作某个地方政府的孤立行为，而是关系政经全局的整体决策。对于各地政府而言，更应借鉴中外经验，以稳妥为上，这样，方能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站稳脚跟。

    上周一至上周四，深指在低位四连阴。如果上周五不是奥运会开幕，按以往的经验，我会清仓走人。如同绝大多数人基于对奥运会开幕的红盘期待，我没走，但现实浇灭了所有人的希望。这一年多来，别的没学会，就学会跑了，见大势已去就清仓离场吧。昨天一开盘，在第一单就割掉了所有的股票，避免了周一的又一次暴跌。从维稳算来亏掉了20%，这次亏得特窝囊，感觉就像所有的小散一样被共产党忽悠了一把，“集结号：组织也不可信”。两天来的暴跌已让很多人疯狂，股吧里的情况可见一斑，能将贴子发出去竟是一件不容量的事情。

    资金的大量损亏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心理上的影响还不算大，一两天后就恢复平静，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损失。但对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生活质量也点下降，十月发补助后才能好转。

    现在想想，8.8开幕式当天发生的两件大事（AB股破位暴跌、俄格战争开始），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当前的国际国内情况太复杂，博奕的双方究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等小人物怎会知道。仅说A股暴跌60%，管理层仍不作为，其中透露的信息又会是什么呢？

    反正我认为，自住房、医疗、教育改革之后，股权分置改革也失败了；房地产崩溃了，金融业损失巨大，经济下滑不可避免；西方敌对势力早在几年前就在政治经济上作好了对中国打压的准备。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改革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

    我真傻，真傻，竟听信了党的话，结果被“稳维”了。我都怀疑我还能信任什么，要求我们爱国爱党，可是他们爱我们吗？说到底财富和权力永远是在利益集团中分配，与我们无关。昨天又遭受重创，心情很差，感觉一切都是灰色的，生活暗淡无光。今天又没事了，三步之外忘记不愉快的事，知足常乐。不过近来北京的空气确实不好，天空是灰色的，跟张店差不多。

******************************

    不知为什么，回校后觉得宿舍特别热，可能是宿舍楼彻底晒透了，顶层阴面啊。睡觉醒来，身上大汗淋漓，学生生活苦呀，哪有空调冷风什么的。

******************************

    昨天在线看了《圣斗士极乐净土篇》5、6，TV版终于制作完了，其实大结局我在91年就知道了，虎头蛇尾。